中國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五個着力點

        一、堅持“又好又穩”的原則，協調速度與結構的關系，爲推進結構調整創造良好宏觀環境

        速度與結構是經濟結構調整中遇到的一對矛盾。就像汽車在轉彎時，必須适當降低速度，才能安全轉彎一樣，在經濟結構調整中，隻有把速度控制在适當的範圍内，才能爲社會資源結構性配置騰出空間和時間，經濟結構調整必須處理好速度與結構之間的匹配關系。根據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在處理速度與結構的關系上，需要從“十五”期間堅持的“又好又快”的調控原則向“又好又穩”的調控原則轉變。在“十二五”期間解決好速度與結構關系，應處理好以下三個方面問題：

        一是要調整“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提高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強化與調控能力。根據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潛力與平穩發展的要求，“十二五”期間，ＧＤＰ增長速度以８％爲宜。通過适當調低速度爲調整結構讓路，把經濟增長質量納入“十二五”宏觀調控的戰略視野。

        二是防止已經形成巨大慣性的重化工投資再度擴展，要通過調整優化重化工産業的結構，來抑制其低水平、高能耗的規模性擴張。出于對速度與地方稅源追求導緻的重化工投資的過度擴張，對社會資源的過多占有，是“十二五”期間影響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也是“十二五”期間處理好速度與結構關系的核心所在。

        三是正确對待速度與就業的關系，走出投資一定會帶動就業的誤區。重化工産業屬于低就業的資本密集型産業，其投資對就業拉動率很低。輕工業階段，ＧＤＰ每上升一個點，可安置３００萬人就業，重化工階段則下降爲７０萬人。“十二五”期間解決就業需要依靠新興産業的發展。如果新興産業能夠獲得快速發展，中速度也會拉動較高的就業率。在“十二五”期間，讓傳統産業保持４％—５％的貢獻率，讓新興産業保持２％—３％的貢獻率，在兩者結合中實現“又好又穩”的增長，是“十二五”期間值得研究的戰略問題。

        二、堅持以發展生态經濟爲目标，協調傳統産業與低碳經濟的關系，探索中國特色的生态經濟之路

        在應對環境與能源危機的思路與路徑選擇上，“十二五”期間面臨着重大戰略轉型。現有的基于生産端節能減排的治理方案，已經不能滿足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鑒于國際低碳經濟發展的沖擊與中國内部存在的問題，“十二五”期間在解決能源與環境關系問題上，面臨着從局部的節能減排向上升爲生态經濟模式建設高度的轉變。這樣的轉變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化模式，無法容納１３億人口的工業化。已開始進入重化工與高消費階段的中國，又一次處在曆史選擇的十字路口，按照傳統的工業經濟模式走下去，中國走美國式的工業化，需要三個地球的能源。在中國消費結構與産業結構尚未硬化的前提下，探索适應人口大國的低能耗、低污染、持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在“十二五”期間提到議事日程，恰逢其時。

        二是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範圍内興起的新能源、低碳經濟革命，預示着以新能源爲先導産業的生态經濟，将會成爲未來世界各國競相占領的新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将會成爲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三是新能源、低碳産業、低碳貿易的出現，标志着應對能源與環保問題的投資，正在從扣除财富的投資向财富增值的投資轉變。這标志着當代世界走向生态經濟的技術支持與經濟條件已開始具備。

        在這樣一種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轉變的背景下，我們必須提升發展生态經濟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戰略地位。将正在進行的城市化、工業化、小康社會建設納入到生态經濟模式中，正确處理經濟生态化與傳統工業化的關系，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之路，是“十二五”期間關系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方向的大戰略。

        三、注重民生産業的發展，協調富民與強國的關系，實現國富民強的雙赢

        進入２１世紀以來，重化工産業的發展成爲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導産業。但由于重化工産業屬于高稅源的“富政府不富民”的産業，由此刺激了地方政府發展重化工産業、房地産業的積極性。在這樣一種不利于财富在民間積累、不利于擴大民間消費的經濟制約下，單純通過刺激需求解決内需不足是不夠的。要從調整初次分配結構上找出路，“十二五”期間就有一個如何關注富民、利民的民生産業發展的戰略問題。

        随着消費結構的升級，一大批具有增長潛力的新興産業值得我們關注。如旅遊業、中醫中藥業、民間手工業、服務業、有機農業、新能源農業、康體保健業、文化産業等，這些新興的産業不僅是适于中小企業發展的産業，也是高就業率的富民産業。通過測算發現，進入２１世紀以來，這些新興産業的增長率普遍高于ＧＤＰ平均增長率５—８個百分點。

        在“十二五”期間，把高就業、低稅源的富民産業納入國家産業規劃，要通過培育适于中小企業、高就業率的富民産業，作爲解決需求不足、财富分配不公的重要舉措來對待。通過兼顧富民與強國的雙重目标，實現結構調整與強國富民的雙赢發展。

        四、大力培育内需動力，平衡内外需關系，形成均衡持續的增長動力結構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暴露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對外需過度依賴的軟肋。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平均增長率２８．６％，高于ＧＤＰ增長率１８個百分點。我國外貿依存度２００５年達到６３％，２００７年更是曾經高達７０％。中國進出口額占ＧＤＰ的比重，從２００１年的２０％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６％。高度依賴出口增長的動力結構，形成了中國經濟的三大隐患：

        一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安全性隐患。在一國經濟增長中有三分之一來自進出口，這樣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是一個充滿不确定性與風險的結構；二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衰減的隐患。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國依托低成本的出口優勢喪失，出口的動力一旦下降，替代的動力不能及時形成，中國經濟将面臨着增長動力衰減風險；三是中國國民财富損失的隐患。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形成的外彙儲備，對内導緻的人民币升值壓力，在外部，美元貶值又會帶來國民财富縮水的風險。

        面對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諸多隐患與負效應，如何培育内需動力，調整對外貿易模式，建立内外均衡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是“十二五”期間，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主要任務之一。

        中國對外貿易模式要從四個方面逐步實現戰略轉型：一是調整對外貿易功能，從滿足中國經濟總量擴張的對外貿易向滿足提升中國經濟質量的對外貿易轉型；二是從過度追求出口的對外貿易，向進出口均衡發展的對外貿易轉變；三是從承接西方産業轉移的低端分工的貿易，向依托自主品牌的高端貿易轉型；四是從高碳經濟的對外貿易向低碳經濟的對外貿易轉型。

        與此同時，在培育内需增長動力上，也要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國民财富分配體制改革，解決因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富人邊際消費遞減，窮人消費不足的問題；二是加大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推進公共服務均衡化，解決地區之間的消費差距，創造釋放潛在消費的社會環境；三是大力發展富民産業與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使社會資源向有利于民生産業的領域配置，從源頭上解決财富過度集中的問題。

        五、以産業智能化爲目标，協調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提升中國經濟的競争力

        産業智能化是提升中國經濟競争力、自主創新力、戰略安全性的要求所在。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還無法在所有的領域都與發達國家展開全面的競争，但是，目前中國的智力資源和研發活動的智力成本，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因此，在“十二五”期間，應以技術創新爲動力，推進産業向智能化、高端化升級。

        以智能化、信息化爲目标，提升中國經濟的自主創新能力，實現在中國高新技術領域的自控權，提升國家在信息領域的競争力與安全性；以智能化、信息化來提升中國裝備制造業競争力，充分發揮裝備制造業在國家産業競争戰略中的作用；以智能化、信息化爲手段改造傳統的商務模式，推進以降低交易成本爲目标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智能化、信息化來改造中國公共服務模式，提升智能技術在民生領域的作用。